在金融市场的大舞台上中鼎策略,城市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参与者,其发展态势备受瞩目。随着2024年年报季的落幕,A股和港股上市的30家城商行全年经营数据全面揭晓,一幅关于盈利表现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,其中既有头部领航者的奋进英姿,也有尾部负重者的挣扎之态。
头部城商行:稳固优势,持续领跑
2024年,城商行净利润规模呈现出典型的“金字塔”结构,头部机构无疑是站在塔尖的强者。江苏银行以318.43亿元的归母净利润一骑绝尘,连续占据榜首之位。紧随其后的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,分别以271.27亿元和258.31亿元的佳绩位列前茅,这三家银行合计贡献了上市城商行近36%的净利润,充分彰显了头部阵营的强大实力。此外,净利润超百亿元的城商行达到8家,头部城商行凭借规模效应与卓越的资源整合能力,在市场竞争中牢牢把握着主动权。
头部城商行的优势并非一蹴而就。一方面,它们长期积累的品牌声誉与客户资源,为业务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资金募集、信贷投放等方面,能够凭借品牌优势吸引优质客户,降低资金成本。另一方面,先进的风险管理体系与成熟的业务模式,使得它们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应对自如。无论是信用风险、市场风险还是操作风险,都能进行有效的识别、评估与控制,保障了业务的稳健发展。
区域银行:差异化突围,各展所长
区域特色银行在这场盈利竞争中,通过差异化策略开辟出了独特的发展路径。成都银行深耕成渝经济圈,紧紧抓住区域经济发展的脉搏,以17.81%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行业中拔得头筹。其围绕成渝地区的产业布局,精准投放信贷资源,支持当地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,也实现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。在支持成渝地区的制造业升级过程中,成都银行创新推出供应链金融产品,为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服务,不仅增强了客户粘性,还提升了中间业务收入。
杭州银行则依托长三角地区活跃的民营经济中鼎策略,在净利润增速和资产质量方面表现优异。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众多,创新活力十足,杭州银行积极调整业务策略,加大对科创型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。通过设立科技支行,为科技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,包括知识产权质押贷款、投贷联动等创新产品,既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,又优化了自身的资产结构,实现了与区域经济的共生共荣。
然而,并非所有区域银行都能一帆风顺。哈尔滨银行、九江银行、盛京银行等5家城商行净利润不足10亿元,其中盛京银行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15.21%,成为净利润降幅超过15%的唯一机构。这些银行在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、金融资源竞争激烈的环境中,面临着诸多挑战。如盛京银行所在地区经济结构单一,传统产业占比较大,经济转型压力大,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,盈利空间受到挤压。
不过,部分中小城商行也在积极探索突围之路。泸州银行依托川南地区产业升级带来的信贷需求,在供应链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发力,以28.31%的归母净利润增速位居行业第一。其深入了解川南地区白酒、化工等产业的供应链特点,为上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,实现了业务的快速增长。青岛银行通过优化零售业务结构,推出多样化的零售金融产品,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,实现了净利润20.16%的快速增长。
盈利增速:两极分化,背后有因
2024年上市城商行的盈利增速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。泸州银行、哈尔滨银行、青岛银行分别以28.31%、24.28%、20.16%的增速位列前三甲,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。而厦门银行、贵阳银行等5家机构净利润出现负增长,其中盛京银行下滑幅度最大。这种分化背后,既有区域经济活力差异的因素,也反映出银行自身战略转型和风险管控能力的高低。
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,泸州银行所处的川南地区产业升级步伐加快,新兴产业不断涌现,为银行带来了大量的信贷业务机会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点。而部分净利润负增长的银行,所在地区经济增长乏力,企业融资需求不足,优质项目匮乏,导致银行盈利空间受限。
在战略转型和风险管控方面,盈利增速较快的银行往往能够敏锐捕捉市场变化中鼎策略,及时调整业务战略。例如,它们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,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,优化客户体验,拓展线上业务渠道,从而降低运营成本,提高业务效率。同时,在风险管控上,通过建立先进的风险预警模型,加强对信贷资产质量的监控,有效防范风险。而盈利下滑的银行,在战略转型上相对滞后,仍过度依赖传统业务模式,在利率市场化、金融脱媒等趋势冲击下,息差收窄,盈利空间被压缩。在风险管控方面,也存在识别不及时、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,导致不良资产率上升,拖累了盈利表现。
成本管控:核心指标,凸显差异
成本收入比作为衡量银行运营效率的核心指标,进一步揭示了城商行之间的分化。威海银行以22.88%的成本收入比成为行业标杆,其在成本控制和创收效率方面表现卓越。威海银行通过优化组织架构,精简业务流程,减少不必要的运营环节,降低了人力和物力成本。同时,积极拓展多元化的收入渠道,加大对中间业务的投入,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,实现了成本与收入的良好平衡。
多数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集中在25%-35%的合理区间,而盛京银行却高达64.28%,每创造1元收入需支出0.64元成本,远超行业平均水平。这一异常数据背后,是盛京银行在数字化转型和流程优化上的严重滞后。在数字化时代,银行的运营模式正发生深刻变革,线上化、智能化成为趋势。盛京银行未能及时跟上步伐,线下网点运营成本居高不下,业务流程繁琐,导致运营效率低下,成本大幅增加。同时,在金融科技应用方面的不足,也使得其在客户获取、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成本较高,进一步压缩了盈利空间。
资产质量:制约盈利,亟待优化
资产质量对城商行盈利能力的制约不容小觑。成都银行、杭州银行、江苏银行等10家机构的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0%,其中成都银行以17.81%的ROE展现出强大的资本回报能力。这些银行在资产质量管控方面有着严格的标准和有效的措施。它们建立了完善的信贷审批流程,对客户进行全面的信用评估,从源头上把控信贷风险。同时,加强对存量信贷资产的跟踪监测,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措施化解。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,通过多样化的手段,如资产证券化、债转股等,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,保障了资产质量的稳定,进而提升了盈利能力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江银行和哈尔滨银行,其ROE分别仅为0.80%和0.69%,资本利用效率低下,不良资产处置压力巨大。这两家银行在资产质量管控上存在诸多问题。一方面,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某些高风险行业或领域,当行业出现波动时,信贷资产质量迅速恶化。另一方面,在不良资产处置上缺乏有效的手段和策略,导致不良资产长期积压,占用大量资金,降低了资本回报率。对于这些银行而言,提升风险定价能力、优化资产结构迫在眉睫,只有精准评估风险,合理配置资产,才能摆脱盈利困境。
战略转型:深水区的抉择与挑战
从效率指标分析,城商行的战略转型已进入深水区。在利率市场化、金融脱媒等趋势的强烈冲击下,传统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愈发难以为继,轻型化、数字化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共识。
江苏银行、宁波银行等头部机构率先行动,积极布局财富管理、投行业务等中间业务领域。通过整合内部资源,打造专业的财富管理团队,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,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,有效对冲了息差收窄带来的压力。在投行业务方面,为企业提供并购重组、债券发行等服务,拓展了收入来源。北京银行则在科技投入上不遗余力,将智能风控系统全面渗透至信贷全流程。通过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,对客户信用状况进行精准评估,实时监测信贷风险,实现了不良贷款率连续五年下降,既保障了资产质量,又提升了运营效率。
然而,尾部银行面临的战略调整紧迫性更为突出。以盛京银行为例,净利润下滑与成本高企形成恶性循环,使其陷入困境。为摆脱困境,盛京银行亟需精简组织架构,优化分支机构布局,减少不必要的人员和网点,降低运营成本。同时,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,结合当地产业特色,寻找新的增长点。甘肃银行、宜宾市商业银行等则需立足区域特色,紧紧围绕绿色金融、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型业务,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。例如,开发绿色信贷产品,支持当地环保产业发展;推出农村金融服务方案,助力乡村产业振兴,从而开辟新的盈利渠道。
监管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性和风险抵御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,这也成为城商行加快转型的重要驱动力。成都银行、杭州银行等高ROE机构通过发行永续债、优先股等方式补充资本,为业务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,得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。而ROE低于1%的银行,面临着资本补充渠道收窄、业务拓展受限的严峻困境。未来,城商行能否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创新驱动提升资本回报率,将成为决定其生存空间的核心要素。
2024年上市城商行的业绩图谱清晰地展现出银行业的分化趋势。头部机构凭借先发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持续领航;区域银行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努力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;尾部银行则在多重压力下艰难寻求转型突破。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化、金融监管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,城商行的战略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金融市场的格局。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,精准把握市场脉搏,加快战略转型步伐中鼎策略,提升核心竞争力,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健前行,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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